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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社科院:剥夺百人饭碗,编辑记者的工资、经  

2010-03-25 14:37:00|  分类: 中国社科院《,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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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中国社科院:剥夺百人饭碗,编辑记者的工资、经济补偿5年来一直没有解决

 

王立忠

职业是饭碗,饭碗要好好端着,这道理好像谁都懂。能剥夺一个人饭碗的人想必是主管级的人物,能剥夺十个人饭碗的人不是某家公司的CEO也得是董事长,那么,能剥夺一百个以上在中央级媒体工作的人的饭碗又是啥样子的呢?这个人却是主管方的某个并不重要的人物。

笔者当然不是空穴来风,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足可证明。说来可笑,《现代文明画报》社作为一家具有监督职能的中央级媒体,在权力机关的行政命令面前居然也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而发布行政命令的社科院办公厅主任黄晓勇同志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他的一纸命令面前,《现代文明画报》社没敢有一丝言语,先是停刊整顿,然后安抚员工“大家放心,没有问题,工资不会少给大家一分钱。” 结果又怎么样呢?当时,《现代文明画报》百名员工已经6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最后被告之,画报社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即将走上破产地道路。

这倒让笔者想到一个名词——权力寻租,一切利益问题似乎只要有权力参与进来便迎刃而解,便成了一件只赚不赔的无本买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黄晓勇同志先要以“负面报道过多”为由让画报社“停业整顿”,6个月之后再让它“资不抵债”。

审理此案的丰台区法院在一次召集《现代文明画报》社部分员工以及对案宗的审阅后认为无法实施“破产”。但主办方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置之不理,一意孤行,不顾《现代文明画报》社全体员工的利益。《现代文明画报》社全体员5年来一直不停的上访,到中国社科院讨说法,也没解决拖欠的工资、稿费和经济补偿问题。

《现代文明画报》员工到中国社科院讨说法被拦截在大门外,几个女编辑都憋不住了想上厕所,却被几个保安阻挡在外,发生口角和摩擦。《现代文明画报》办公室主任,负责此案相关事情联络的王建国因为到处奔波劳累过度得疾于2008年11月死亡。

实际上,这正是《现代文明画报》社主管、主办方试图在中国期刊界覆辙国内企业臭名昭著的“假破产,真逃债”的伎俩。而这最终的目的,无疑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为目的。说到这,我们也不用解释为什么有人可以置百人饭碗于不顾也要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到底了。

据记者了解,作为主管单位的社科院对主办单位社科院办公厅并不满意,早就有意将原本由办公厅主办的《现代文明画报》社的刊号转给其他的下属部门,然后由其使用原《现代文明画报》社的刊号来办另一本报刊。这其间的细节要是追究的话,必然无比复杂,但最终无非利益二字。而社科院想要做的当然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从利益方面考虑,让画报社破产无疑是一个最简化的方式。只要它破产那所有的善后事宜自然就简化了,破产了自然就没有投资方的问题了。至于拖欠工资的员工,就用破产后的财产来偿还吧,至于够不够,那我们可管不着。在这整个操作过程,如果我们说社科院所扮演的角色是打着法律幌子的强盗丝毫不过分。

事实上《现代文明画报》社破产一事所造成的后果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的这种破产逃债方式一旦成功将会成为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破产逃债开辟先河。可以预见到,未来如果某家媒体主管、主办方觉得经济效益不太良好,想要摆脱包袱从头再来的话,那它只需要申请破产即可,然后在新闻出版总署重新注册刊号,以一个新的刊号换一家新的投资方就可以“再创辉煌”。这将使我国本来就竞争残酷的媒体界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将有大批的媒体从业人员成为这场追求利益至上的游戏中的牺牲品。毕竟,如果能够少花钱办更多的事,谁还在乎别人的死活,而且他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反正我又没有违法,我走的是法律的程序。”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对原本就不成熟的中国媒体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代文明画报》社的破产还让我们看到未来新闻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我们在2003年进行了一次新闻改革,但事实证明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众多的新闻媒体经过2年多的拼杀,依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道路。我们的新闻媒体虽然数量众多,但声音却总是显得那么单一,并且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得不到合适的解决方式。虽然我们有《新闻出版法规》,但却我们碰到的问题却往往在其中找不到答案。

新闻业的改革为什么比国企还要难?要解释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新闻生产的产品的特殊性来谈论,新闻业生产的不是物资性产品,而是精神性产品。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传媒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谁是某家媒体的投资者,谁就是某家媒体的老板,决定媒体生存与死亡的是市场,没有读者的报纸注定死亡。但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的传媒业并不适用。

这与我国的新闻业与政府的关系有关,我们的政府对新闻业的控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政府管理新闻业靠的不是新闻法,而是随意性极大的行政命令。目前有实力进行新闻改革实验的新闻业包括报业集团,则正在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九十年代开始,为吸引读者“眼球”,中国媒体只能走上极端世俗化之道路,都市报晚报之类大众媒体为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挤出了一条窄窄的路,这条路上竞争极为激烈,幸存者大多都能通过“实施细则”中经济标准的检测。这类报刊的难题是政治标准,经济标准主要针对党政部门主办报刊而来。2003年的新闻改革实现了部门办报的「停﹑转﹑并」。党报只允许中央﹑省市一级党组织主办,县区级党组织无办机关刊物的权力﹔政府只能办免费的公报。这使得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化,这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媒体将在竞争中死亡。

《现代文明画报》社事件让我们看到,新闻出版的管理部门的既得利润来自权力寻租,是最大的暴利行为。在现有的新闻管制政策下,由于刊号是社会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所以对国内媒体来说,重要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有没有一个合法的刊号。许多报刊虽说亏损累累,可其主管部门就是不让它死亡,因为一个刊号就是可以套现的巨额“部门财富”。一些主管单位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刊物或报纸租给他人,可以坐收利益,而这次破产事件所围绕的核心也只是一个刊号而已。在此,我们希望《现代文明画报》事件能为中国新闻界的改革而变成一个经典案例,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会少走弯路,早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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